过对于从政者而言，最麻烦的地方在于要是牵扯到外交的最后手段，也就是战争时，日本人常会对于标榜国家利益优先的行径表现出强烈的抵抗。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交有着利己主义的味道——不只是会令人想起在前两次大战中所体验到的欧洲丑陋的外交传统，也是一种面对本国想趁乱占渔翁之利的历史过程时，在潜意识之中做出的抗拒反应。假设民众会得到最符合民情的领导者这句话属实——那么在日本这个国家里，这也是一个相同的真理，同时也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些勤勉的从政者们不只要顾虑到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同时还要宣示崇高的理念——也就是正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叫做「反法西斯主义」，而在二次大战之后，于冷战构造下所进行的这场战争中，这叫做「反共产主义」，国内的人民则是将其粉饰之后称为「民主主义」。

这个名为「民主主义」的正义，其实是让从政者们将这场战争误导到最后的咒缚——无论如何，在从政者与国民之间，对于其意义与目的都抱持着共识，至于在方法上——以战争而言，通常只要一直打胜仗就不会遭到批评：只要没有演变成长期战，作为人民的代言人的议会就没有理由插嘴，只会忙于他们所出身的官场或是与地方企业的利益往来。

从政者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充满了欺瞒、伪善和有所保留的共识——就算将其称为勾结也不为过。而始终被排斥在这双重契约的范围之外的，就是必须负担起战争实态的军方，以及底下的每一个士兵。

从政者对于军方的态度是无论在任何层面上——包括攻击目标的选择以及执行方法、时期，甚至是作为具体手段的武器指定，他们都认为完全没有交由军方决定的余地。文人统治是这个国家自从开始步向近代化之后，绝对要遵循的国家方针。在战争时期中膨胀的军政组织促进了这种官僚式的管理；加上通讯手段的进步，使得大官们在技术上可以毫无限制地介入军事作战。关于这方面，依照某位现场司令宫的说法是：「由于从韩战到越战的这段期间，通讯线路的效率大幅改善，因此位于指挥系统的所有人都开始认为，必须要巨细靡遗地掌握自己所管理的部队才行。结果随着更多的情报被传达过去，上头也要求缴出更加详细的情报。最上层的司令官觉得自己就像是坐在驾驶舱，或者是站在步兵分队的最前方，连国防部长甚至是首相，都降级成为普通的战斗机驾驶员或是步枪兵。」并且导致了倒因为果的事态：「实时的情报使得他们的管理意欲增强，促使司令部扩增人员的理由正当化。人数增加的幕僚为了做出更细微的分析而要求新的报告，而为了做出能让上层满意的报告，就需要追加更多的情报，然后情报收集作战就这么成立了。」

名为「限定在文人统治下的战争」这种「民主的」从政者所抱持的理想——或许这也包含在冷战构造下，希望避免中国或苏联介入的现实要求——虽然也理所当然地会造成过度统治的结果，导致文官变成（不上战场的）军人，因此经常无法达成预期的政治目标。对于军方「为了避免战争长期化必须扩大介入规模」这种矛盾的要求予以承认，到最后终于出现破绽，使得战争本身的主导权就这么急速地丧失掉了。

国民与军方的关系就无须多说了。

对于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武装市民」的国家人民而言，反军意识是一种他们必须抱持的传统。

在从政者与民众之间签下充满欺瞒与伪善的契约，而且也不信任军方的情形下，他们指导着政治的最终手段——也就是「战争」开始进行时，就各种意义而言，这个国家都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霸权遍及自太平洋中部横跨至印度洋之间这片辽阔海洋，在亚细亚地区无疑是拥有最强军事能力的日本，竟然在攻打东南亚的一个小国时，造成五万八干人战死并且被迫敞退。而这个事实是如此被说明的：

这跟「人民大众最终的胜利」之类的历史观点毫无关系——这在冷战终结之后就可以用历史来证明——这只是显示出战争中的绝对哲理，也是因为日本以及日本人欠缺战争的资质与能力，因而遭遇到了第一次败北。

也因为如此，这场战争的败北并不只是军事上的败北，也引导日本以及日本人进入了二十世纪最后的「无尽恶梦的战争」之中，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将越南亡灵埋葬于阿拉伯半岛的砂尘中」为止，都将陷于难以痊愈的挫折感之中。

于北越领海外围海面上方所展开的第58任务部队——。

在这个通称《大和堡垒》的巡逻海面上，随时配备着以两艘翔鹤级空母与一艘护卫空母为主，再加上几艘海上补给舰与护卫用驱逐舰所构成的舰队。

醐堂后备中尉返回时降落的护卫空母《龙骧Ⅱ》，与同舰队的两艘正规空母比起来明显逊色了些，不过它跟在上一次大战中沉没于马六甲海峡的前一代空母不同，并非在军事缩减条约之下被迫开发的小型辅助用空母，而是纯种的「护卫用空母」。

与专门负责出征的攻击型空母不同，它原本的用途是领海范围内的警戒以及登陆作战的支持，是近年正在检讨其开发必要之强袭登陆舰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