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修行，于开成五年八月抵达大唐的京城长安。未料二年后，就遇上历史上有名的“会昌废佛”风潮。

在中华文长久的历史中，经常发生这类的悲惨事件。在位高权重者的煽动下，少数派遭到诬陷迫害，难以数计的文化宝藏被无情摧残，“会昌废佛”就是非常有名的例子之一。

会昌二年（西历八四二年）十月，二十八岁的武宗皇帝颁布敕令，强迫国内的僧尼还俗。翌年，大权在握的宦官仇士良去世。仇士良生前为了贡因自己的势力，暗中进行各种阴谋勾当，包括谋害皇族二名、后妃一名、宰相四名。但是这位横暴恶名昭彰的恶徒，惟独对佛教崇拜有加，对外国来的僧众更是礼遇，所以仇士良的死对外来和尚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

仇士良死后，他的遗族和随从遭到逮捕处刑，万贯的家产也被没收充公。所谓“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长安城百姓对仇家的下场莫不拍手叫好。只是，长安城并没有因仇士良的死而回复平静，反而连番发生严惩的祝融肆虐，其中，六月一场大火更造成了四千户民家烧毁的巨大损失。

会昌四年（西历八四四年），武宗正式下令“朕痛恶佛法，下令烧光天下所有的佛书、坏毁天下所有的佛寺。”到了这时期，“会昌废佛”的运动正式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这场浩劫中，大唐帝国境内被捣毁的大寺庙有四千六百座、小寺庙四万座、强制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人，拒绝还俗者一律处死，寺院的土地和财产全数遭到没收，情况级为惨烈。

唐朝的朝廷向来以信奉道教为主，但是对其他宗教多半采取宽容怀柔的政策，长安因此成为汇集百教的大城市。既然如此，为何年轻的武宗会下达如此严酷的废佛敕令？据说，废佛事件是一位叫赵归真的道士在幕后主导，他怂恿武宗宣布废佛令。但话又说回来，此时的佛教的确早已百病丛生，弊端连连。寺庙不仅拒绝向政府纳税，还向信众们收取布施、收购土地、囤积财富，不少出家僧众沉溺酒肉女色。武宗之所以强制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产，一来既可充实国库，二来也可借此废佛运动，整肃堕落的佛教界。

但若以励精图治的角度来说，武宗的手段未免失之极端严苛，不仅铲除异已，甚至连中立派，或是批评者也遭到诛连的命运。“十八史略”中描述武宗的为人“豪迈果断”，是位充满英雄霸气的年轻皇帝，只是一旦失去分寸，容易流于刚愎自用，一发不可收拾。

这场废佛风潮造成长安城暴徒横行、寺院遭无情摧毁，佛经被焚烧、宝物被掠夺、僧尼死伤更是无数。焚烧寺院的火舌经常波及到附近的民宅，这也是长安城在这段时间，接连不断发生大火灾的肇因。“即使是处国的僧尼也不能例外，一律令其还欲，违者处死”，就是这道敕令，圆仁被迫离开长安，回到祖国日本。

圆仁选择回国，并不表示他是个胆小懦弱之辈。因为一个胆小的人不会远渡万里波涛，到陌生的国度求法苦行。圆仁之所以下这样的决定，无非只是想把学成的佛法平安地送回日本。对他而言，即使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贵重的佛经安全地送回自己的国家。就是这股强烈的使命感和自信，让圆仁下定决心回归故土。

为了安全起见，圆仁蓄了长发，换穿俗人的服装，把贵重的佛经压在行李的最底层。这些佛经一旦被官差查获，别说多年潜心研究的佛法付之一炬，连圆仁的小命恐怕都保不住。

圆仁的亡命过程，多专两位可靠的友人相助才得以顺利回国。其中之一是叫李元佐的新罗人。大唐帝国的施政向来是惟才是用，对于有才能的外国人，也会和本国人一样予以重用。李元佐就在这样的政策下被朝廷封为上柱国和银青光禄大夫这样的官衔。李元佐本来就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对圆仁的求法精神更是打从心里感到佩服。另外一位叫杨敏之，同样也是在朝为官。这两个人甘冒危险，为同样来自国外的圆仁奔走，筹措通行证，给地方有力人士写推荐函，甚至还帮他出旅费。圆仁就是在他们的热情援助下，才得以顺利离开长安，此年正是武宗皇帝会昌五年（西历八四五年）五月十五日。

圆仁出发时只带了五名随从和三头驴子。他先向东行，大约走了十天的路程便抵达了洛阳。他随身携带伪造的通行证，每次遇到官差或是军队盘查，免不了一阵胆颤心惊。幸好他的行李从未遭到临检，也没人怀疑他们的通行证，旅途十分顺利。

有一天，圆仁一行人遇到了阵容庞大的军队。才刚通地两千人，接下来又有三千人通过挡住了街道。军队非常粗暴，圆仁的驴子因为受到惊吓而脱逃。混乱中，圆仁和他的随从们走失，等他弄清楚情况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迷失在森林里。

圆仁知道自己迷了路，暗忖不妙。

“这下可麻烦了。”

随从们现在一定慌了吧？万一被官兵们识破他们是出家人的话，恐怕会有生命的危险。或者，在半路上遇到山贼打劫、猛虎的攻击……圆仁不禁担心起来。他继续往高处的地方前进，试图找到山路或是民家，但是眼前尽是沈密蔽空的林木，连方向都无法辩识。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