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也在那里。四岁以前我都和父母睡在同一个卧室里，而到了五岁多一点后就挪到床上去了。母亲冷冷地辩解说：「那边离卫生间比较近，你也省事些吧」，但那不管怎么想都不过是个隔离措施。无法忍受干咳一夜而妨碍睡眠的我了吧。也不是不能理解这种感觉。

他们说要是发生了什么就马上叫他们，不过，在发作的时候，是无法发出能够叫醒隔着走廊的对角线上的房间里熟睡的父母的大声响的。对我来说那个隔离措施等于宣判死刑。况且，即使我拼命地爬到卧室去，他们会什么都不做。我一直没法习惯自己的发作，但父母不知不觉中就习惯了我的发作。只要不是严重的发作，放着不管清晨就能治好，之后不论我再怎么诉苦，他们也对我置之不理了。

直到七岁左右，一旦病情变得严重，我会就被带往夜间急救。听到门外传来引擎发动的声音，就知道要去医院了，随后我的不安就急速地消失。一想到医院的气味、点滴、吸入器之类的东西，心里就会平静下来。随后，可能是因为这种安心感，在到达医院之前的三十分钟左右的移动时间里，发作就会得到缓解，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经过多次这样的反复，父母开始怀疑我是装病——这孩子不就是为了戏弄父母而小题大做地咳嗽吗？

在哮喘患者中，只要靠近医院就能缓解发作是常有的事，但是当时的我却不具备这样的知识，还没有获得能够对自身的病情进行有条不紊的解释的客观性。父母的疑虑日益增强。看到剧烈地咳嗽我，父亲一脸厌恶「你咳的太夸张了」，母亲也是一脸诧异的态度「真的有那么难受吗？」。从那以后，他们就对我的发作而视而不见了。

曾经有一次，我实在无计可施，自己叫了救护车。那时候，父母很久一段时间没跟我说话。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才终于跟我讲话，结果一开口就是「就因为你让我们蒙羞了」「你以为我们家有多余的钱吗？」这样的斥责。年幼的我心想，也许我死了这些人才会比较高兴吧。我对他人产生期待的能力，在这个时期大部分丧失了。

总之我只能等待着时间流逝。我时不时地从巢穴探出头来，望着枕边时钟的夜光针，祈祷着早一秒也好快些迎来黎明。痛苦越大，时间的步伐就越缓慢。好几次被因过于焦躁而想打破钟表的防风直接抓住针头使其旋转的冲动驱使。就因为夜晚短暂的原因，我喜欢夏天。

到了黎明，呼吸稍微变得轻松，可以睡着了。在那转瞬即逝的小睡时，我梦想着〈他〉。但是两个小时后我必须起床去上学。这种病的困扰之处，除了咳嗽以外是一点儿也看不出其他身体不适的。向父母倾诉自己身体疲惫想休息，当然他们是听不进去的。没有体温计的数据或皮肤上的疹子之类肉眼可见的证据，是无法得到信任的。

拜此所赐，我总是睡眠不足，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脑袋隐隐作痛，视野模糊，所有的声响都仿佛隔着一道障壁一般。在蒙了一层淡淡雾霭的朦胧世界里，只有痛苦和空想才是现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病情开始慢慢变轻，哮喘慢慢往身心病症的方面增强了。虽然不怎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但反而对不安和压力变得敏感了。这样做也许会发作，不可以在这种地方发作，像这样考虑发作本身就是发作的最大的诱因。

这种时期，如果有精神上的支撑者在身边，我的哮喘也许在更早的阶段就痊愈了(当然，如果能在医疗机构得到适当的治疗是再好不过的了）。这个人的话可以帮助我，这个人的话能理解我，这个人的话愿意庇护我，如果这么想的人能呆在我的身边的话，至少由不安引起的发作次数会急剧减少。

我没有朋友。因为六岁时的冬天到春天因为胸膜炎而住院，所以开始小学生活的时间比较晚。也有因「不能给别人添麻烦」而被禁止外出的理由。也有没法运动，不能和周围的孩子们一样玩的缘故。也有远足、运动会等活动几乎全都缺席的原因。

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我的性格。疾病把我变成了卑躬屈膝、容易自责的人。我的身体是连理所当然的生活都无法随心所欲的废物，我这种人只要呆在那里，就会给周围的人添麻烦的麻烦人物。虽然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不足十岁的孩子，并没有面对真实的义务。无需介意，只要厚颜无耻地活着就好。

然而对我来言是最亲近的存在的二人岂止放任这种自卑的态度，还大加推崇。既然你给很多人带来了麻烦，至少要低着头活下去。就是这样的言外之意。我受到了诅咒我一般的教育，经常执行着那个教诲。不可能交到朋友之类的。

在学校里没有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在本地公立小学的时，我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生物。

当时的我，有弓着腰走路的习惯。在长距离行走时，如果想让呼吸轻松一些的话，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这种走路方式，但是这种习惯经常被同学取笑。看着模仿我走路，嘲笑我的男孩子，我开始警戒自己不要在这些人面前重度发作。他们会用它来取笑我。并会持续数年，成为人们的笑柄。决不能再示弱了。越是这样紧张，教室的空气就似乎越来越淡。

了解我的病弱，关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