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暴自弃地说，「理想是推动不了组织的。」

「面子或名声就行吗？」

「是啊。可是总比怎么样都不动要来得好吧。事实上，这次本部就行动了吧？」

「不过是来问问罢了。」木场说，「而且还问错对象，真是笑死人了。」

伊庭先生一直待在长野本部吗？——木场接着问。

「一开始是驻在所警官，在县内的辖区警署待了两个地方，昭和五年春天调到县总店去了。调进本部以后，我第一次经手的像样案子……就是由良家第一次的命案。」

——第一次出师就出丑。

没错，虽然我从未特别意识到这件事情。

「那应该感触更深吧？」木场低声说。

「才没有什么感触咧。在职期间，我经手了数不清的案子，对哪一个都不固执。只是没有破的案子……」

还是有所留恋吗？

或许我就是受不了这样才辞职的。

镇日插手胡管别人动刀动枪的争执，哪有什么留恋可言？如果当成公事切割开来，或许也不会感到多在意，但次数愈多、愈是认真，也愈来愈没办法置身事外了。

将人命关天的种种事情公事公办地处理掉，确实让我感到空虚。把死亡当成公务处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这部分还算可以简单切割开来。

遗体是东西。

遗体原本是人，所以愈恭敬地处理愈好，但遗体已经不是生人了。遗体或许有尊严，但没有人格，反而是应该遵循适当的手续处理掉的东西。

可是刑警所处理的不只是东西。碰到杀人命案的调查，就得处理死亡这个事实所附带的种种状况。是谁杀的自然不用说，为什么被杀、怎么样被杀，一切都得查个一清二楚。这些事……

老实说，不是能公事公办地切割开来的。

我曾经和好几个杀人犯面对面，向他们追根究柢。我深深地感觉到，动机这个玩意儿，是连动手杀人的人自己都搞不太清楚的。可是如果不清不楚，就没办法移送检调单位。就算不清楚也得装成清楚，否则连笔录也没法写了。必须一刀两断地斩掉那些无论如何都无法厘清的种种纠葛，画出单纯明快的相关图才行。

犯罪这种东西，不管任何情况，都是从罪犯与刑警的共犯关系中产生的。

审判依据那切割清楚的相关图进行，并决定量刑。有时候在那些为了切割干净而舍弃的部分当中，隐藏了不同的相关图。在某些案例里，辩方便会拾起警察和检察官抛弃或移漏的东西，画出完全不同的图像。

我不会说这是马虎随便，检方和辩方都有他们相信的情节。可是牢不可破的真理毕竟不存在，无从存在。在合议制中东摇西摆的真理，不可能是真理。就连法官，说穿了也只是在选择说词比较像一回事的一边罢了。

真理不应该是坚若磐石，不可动摇的吗？

不是应该没有怀疑的余地吗……？

所以，

什么真理、真实，根本不存在。

捏起稀稀烂烂的泥巴，拂掉技叶，整理成形，这个东西就是真理、真实吧，我只能这么想了。

结果不管案件有多么单纯，都无法完全切割清楚，一定会出现一些剩余，剩余就由刑警带回家去。

带回家的剩余堆积在我们心里。

我就是受不了这样。

我不会说那是污秽，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得不将那莫名其妙的诡异东西带回家去。从人类生活中渗出来的污泥般的东西，不断地堆积在我的肚子里，而我也不断地把它们带回家。

虽然我在家从来不提工作上的事——不，我们夫妇根本连对话都没有——不不不，我连回家的次数都寥寥可数，即使如此……

——所以妻子……

才觉得讨厌吧，一定是的。

因此以开战为契机，我辞掉了警察工作。

我想加入军队，毅然决然地赴死。我是想一次清算掉关系到许多犯罪而累积太多的污垢吗？这部分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抱着这种心情。

只是那个时候我的年纪已经太大，再加上得了风湿，不符合从军资格。

但我还是辞职了。

然后，尽管有许多人从东京疏散过来，尽管明知道危险无比，我——不，我们夫妇，还是逆流上京了，当时我怎么样都无法忍受安逸地在信州过日子。

或许我是想要一个赴死的地方。

现在想想，真亏妻子愿意跟着我走。不……强迫妻子曝露在险境的，不是别人，就是我，是我自私自利地把她拖着走。

我完全没有考虑过妻子的意志，然后在我还没有报答她默默跟随我的心意前，就害死了她。

是我杀了妻子，可是我不是罪犯。因为我没有触犯法律。换句话说，不管我对妻子的悔恨之意……

有多么深……

如果做为案件来看，这是一桩可以割舍掉的琐事。我和妻子的事件，是永远不会解决的杀人事件。

木场在看我。

「才没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