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和那女人搞上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觉察出这一点，拼命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利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而刑罚的轻重彻底取决于他的意志。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迷迷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照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近署长室的当口，署长发话了：

“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就像自己是一个半爿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的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二执拗的的好色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查局的文件，一边说道：

“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呐。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见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红色的霰子一样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机敏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总该有一个人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经常出入于父亲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学校的担保人。这个叫涩田的人，和我们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是一个长得又矮又胖、年届四十的独身男人。他的脸，特别是眼睛，与比目鱼十分相似，所以父亲总叫他“比目鱼”，我也就跟着那么叫惯了。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起话来竟然装腔作势的，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喂，那个电话话筒还是消毒一下为好。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吩咐警察给电话话筒消毒。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他们准许我用斗篷遮住捆绑的痕迹，但麻绳的异端却被年轻的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反而使我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我追忆当时的情形时，整个的我也不由自主地觉得心旷神怡了。

但在那一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它令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查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年纪有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性情温和、不乏气度的人（倘若说我长得漂亮的话，那也无疑室一种淫荡邪恶的漂亮，但这个检察官的脸上却萦绕着一种聪慧而且宁静的氛围，使你不得不承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漂亮）。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巾，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顿时我涌起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或许我能够把这咳嗽作为一种筹码来进行讨价还价。“咯，咯”我夸张地大声假咳了两下，用手巾捂住嘴巴，顺势悄悄斜了检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依旧是那么宁静。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现在我回想起来，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我就像被一脚踢进了地狱里一样。可如果说我这一次的羞愧远远超过了那一次，也绝没有言过其实。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整个生涯中演技惨败的两大记录，